制造業是中國經濟的“壓艙石”。《中國制造2025》開篇即指出，“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是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 2019年，制造業增加值占中國GDP的27.17%，居各行業之首；全國327萬家制造企業吸納了1.05億人就業，占總就業的27.3%，也是各行業之首。制造業的持續健康發展，順利轉型升級，對中國經濟的未來至關重要。
在世界大變局和新格局下，中國制造業如何合縱連橫？如何由大變強進而實現制造強國的夢想？
長江商學院創辦院長、中國商業與全球化教授項兵從“取勢”“明道”“優術”三個層面為我們做了如下深度剖析。
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發展大變局中，新冠疫情沖擊加速了世界發展格局的重構，中國經濟可能都會面對更為復雜且充滿不確定的外部市場環境。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制造業可能要做出一系列大的變革以擁抱未來，這既包括全球的產業分工及產業鏈重構、生產組織及管理模式、全球市場及營銷模式等，也包括視野、思維、格局、擔當等發展心智的變革。
在世界大變局和新格局下，中國制造業如何合縱連橫？如何由大變強進而實現制造強國的夢想？
筆者從“取勢”“明道”“優術”三個層面做了如下思考。
四個“取勢”看新格局
首先，“后WTO”時代，穩定并改進中國制造業的“外循環”通路與平臺。
近年來，雖然貿易依存度逐年下降，從2006年的最高點64.48%降至2019年的31.8%，但考慮到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龐大的體量，商品貿易的絕對額實際上仍處于連年增長趨勢，從2006年的9690億美元增加至2019年的45761億美元。
過去四年，美國特朗普政府主張“美國優先”、從多個國際組織及協議“退群”、打擊主要貿易伙伴與重修許多重大貿易協議、挑起貿易爭端、加劇地緣政治矛盾，同時表現出對WTO規則及其經濟秩序的漠視。
某種意義上講，特朗普政府加速了WTO解體，而新冠疫情沖擊或許宣告WTO時代正式結束，世界經濟可能進入到“后WTO”時代，發展雙邊、多邊和區域性的投資貿易協議來逐步替代甚至取代全球性的WTO體系逐漸成為一種新的趨勢。
拜登政府雖然聲稱會更加重視國際組織， 加強與盟國與伙伴的溝通與協調， 但是其構建的針對中國的國際聯盟計劃會使中美在改革WTO上難以精誠合作，再加上全球治理體系的缺位，WTO的整體改革與變革可能會遙遙無期。
在這個全球大變局和新格局下，中國制造業如何穩住國際市場，保持商品貿易穩定增長，對中國經濟和中國制造業都是現實的挑戰。
筆者建議：一方面，中國制造業可以積極利用中國自己簽訂的多邊和雙邊投資與貿易協議，做出相應的布局。
如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協定，以及即將進入實施階段的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和《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hina-EU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or CAI）。
另一方面，可以從全球范圍內“取勢”第三方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貿易協議，透過第三方優化通路借力打力。
比如，越南、日本、新加坡等國家與歐盟簽署了全面自由貿易協定，中國制造企業可以透過這些國家與歐盟的投資貿易關系從而改善歐盟市場準入等問題。同樣考慮，通過在墨西哥的布局來通過新的北美貿易協議進入美國市場。
在這個新的時代，中國制造業可能需要更好地修煉我一直在弘揚的“以全球應對全球”的打法。
其次，更多經濟體會選擇“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國制造業需要在全球供應鏈、生產布局等方面的做出新一輪的調整。
疫情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例如法國，印度， 澳大利亞， 日本和美國）已經表示，未來在戰略物資和國計民生等生產方面會選擇“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以減少對外部制造（尤其是對中國制造）的依賴， 這種調整可能導致許多企業需要進行新一輪的全球生產布局及供應鏈體系重構。
當然，經過幾十年的全球產業分工和經濟一體化，事實上已經沒有一個國家和地區可以擁有全面、完整的產業鏈及全流程、全域的經濟生產能力。實現“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難度非常大，中小經濟體做到這一點幾乎是不可能。
盡管如此，全球蔓延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趨勢仍值得中國制造業高度關注，伴隨著貿易保護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日漸盛行，有可能出現更大范圍和新形式的貿易保護，非關稅壁壘可能會越來越高。
應對策略之一，可以繼續強化中國制造業的整體成本優勢。
無論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任何經濟體發展本土制造業都需要經驗、技術、資金、人才等方面的積累與投入， 也需要時間的沉淀。
經過40多年發展，中國制造業突出的全球競爭優勢包括：工業門類齊全、產業集群以及相關的范圍經濟、完整產業鏈、大量的熟練技術工人群體、制造業的學習曲線優勢、相對完善的硬軟基礎設施（包括清關便捷）等等。這些競爭優勢形成了中國制造的綜合成本優勢，其他經濟體短期內可能還難以超越。
同時，中國制造業在擁抱數字轉型、發展智能制造及工業4.0等方面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依仗傳統優勢并大力發展智能制造以加強中國制造業的整體成本優勢，是保障中國全球第一制造大國地位的一個基石，也是中國制造可以持續穿透國際市場的一把“利劍”。
應對策略之二，中國制造業在打造產業集群和生產集群方面擁有豐富而可能獨特的成功經驗，這些經驗與模式對諸多發展中國家可能有較大的借鑒意義。
面向未來，中國制造業可以考慮從傳統的商品貿易出口商向產業鏈和供應鏈體系輸出轉型。在一些區域市場，如東盟、拉美等，中國制造業可以投資發展產業集群的“外循環”模式，幫助這些國家和地區發展其本土制造業。
在這方面，日本企業有過很好的成功經驗。
二戰之后，日本企業快速崛起為領先的工業化國家。上世紀70年代亞洲“四小龍”崛起，透過大量對外直接投資，日本企業向“四小龍”及其后來發展起來的中國大陸不僅大量輸出了制造環節，更為關鍵的是持續輸出生產組織所賴以維系的整體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以及必要的生產管理方法。
今天，在全球及東亞的工業生產體系中，憑借“硬件”和生產管理的“軟件”，日本企業在生產組織、產業鏈一體化及供應鏈集群等方面仍具有較強的經濟影響力與控制力，特別是在半導體、消費電子、汽車等領域。
近年來中國企業的生產技術與管理水平已有較大的提升，“軟性”管理能力具備了一定的全球競爭優勢。尤其在非主流行業（比如紡織品與日用品等），中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和產業鏈優勢，以及在供應鏈和產業集群方面的網絡資源，可以輸出到諸多比我們滯后的發展中國家及經濟體。
這種“軟硬”組合拳的供應鏈“賦能”策略，可能成為中國企業實踐全球資源整合戰略及巧妙進入全球市場的一個新戰法，也可以是中國制造業探索實現全球資源整合的一個新范式。
第三，高度重視潛在的地緣政治及其風險。
近年來，全球治理體系的作用越來越趨于低效。疫情沖擊、中美關系的惡化以及“中美脫鉤”幾乎使全球治理體系土崩瓦解。民主黨人拜登上臺，可能想通過強化和其盟友及伙伴的聯系與協調，以構建一個針對中國的國際聯盟， 這可能使中國面臨新的國際關系及地緣政治挑戰。
上述趨勢下，地緣政治將來在中國企業的商業活動及決策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未來，中國企業在國際商業活動中，特別是對外直接投資及全球資源整合，要高度重視商業決策的地緣政治風險。
第四，諸多經濟體可能加強外商投資準入的審核。
疫情之后，可能越來越多的經濟體會加強對外商投資準入的審查與審核，尤其可能會加大對來自中國企業特別是中國國有企業投資的審核，可能產生的挑戰是：一方面，中國制造業通過海外并購直接獲取品牌、技術和人才來實現核心能力突破的難度增大，依靠“海外購”快速補制造業的“短板”會越來越難。
未來，中國制造業可能要更多依靠內生性發展，苦練內功，補短板，打造核心競爭力。
明全球發展之“道”
中國制造業的持續健康發展需要在明“道”上做出比較大的變革，才能一步步地更好地被接受、被信任與認可，被尊重。面向未來，重視企業的社會責任，以全球視野和格局，塑造中國制造業的全球責任與擔當。
未來，越來越多的經濟體加強外商投資準入審核的過程中，可能會越來越多關注投資對于當地社區的“社會責任”，比如在外資企業社會責任（社會與社群利益）、勞工利益（福利、本土員工培訓、工會等）、環保與可持續發展等方面，可能提出更高的要求與期盼。
未來，中國制造業海外投資發展過程中，要更加重視自身在所在地的社會責任問題，使自身的發展真正與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在利他的同時實現利己，需要踐行并展現中國制造業的全球責任與擔當。
在大變局和新格局下，中國制造業要重視系統改進中國與世界各經濟體之間的關系。既要繼續加強經濟紐帶，也要越加重視非經濟性的“道”層面因素的影響。通過經濟利益與價值對接的“組合拳”系統提升中國制造業的硬實力和軟實力。企業家應更加需要重視“道”的修煉，提升我們企業的全球價值對接能力。
做好這一點，在中國企業全球化及其全球資源整合的發展道路上，更可能在全世界范圍從“被接受”發展到“被信任”和“被尊敬”，對消除“中國威脅論”做出貢獻。
發展“向上思維”
過去，中國制造企業的生存之道是先活下來，再謀發展，把“價格戰”作為主要市場競爭手段。
這種思維主導的行業，產品與服務的價格往往是越來越低，企業匱乏必要的資金來實現核心技術的突破，也很難競聘全球優秀的技術及管理人才。
這種靠低成本及價格戰為主導的行業也很難為員工支付世界級的工資與待遇，難以幫助我們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中產階級占大多數的全民共同富裕。我們的聰明智慧，奮斗精神及資源配置大都是聚焦于靠價格低來獲取競爭優勢。筆者將上述行為背后的商業文明思想稱之為“向下思維”。
要強調的是，在德國、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等經濟體制造業發展的初期，也曾流行過基于成本的“價格戰”；也走過學習、模仿與復制的道路，產品質量也曾飽受爭議，創新能力在當時也比較弱。
因此說，“價格戰”和“山寨”等戰法本身無可厚非，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階段性選擇。然而，中國制造長期持續由“向下思維”主導，過度關注“價格戰”和“山寨”，這可能會嚴重阻礙中國制造業由大變強的變革。
與“向下思維”相對應的是“向上思維”。美國、日本和法國等部分歐洲國家，其社會的主流商業文明是企業聚焦創新、通過差異來踐行向上的價值創造競爭。
在“向上思維”主導行業與領域， 企業的夢想與導向是通過創新與真正的差異（品牌與體驗等）來實現產品及服務的價格越來越貴，品質與體驗也越來越好。
這種“向上思維”主導的企業可以給員工世界級報酬，同時也可以給惠及可持續發展并給股東帶來豐厚而合理的回報。
面向未來， 需要也希望有更多的具備條件的中國制造企業踐行“向上思維”。
做好三個“優術”
根本提升中國制造業發展水平及全球競爭力的角度再思考，筆者建議關注以下三個方面的“優術”策略。
第一，扎實推進基礎科學發展，構建“興趣驅動”“愛好驅動”“夢想驅動”的科研發展環境。
在新格局下，中國經濟及制造業的發展都可能面臨更加復雜和嚴峻的外部發展環境。無論是開展全球資源整合及海外并購，或是繼續維持過往的國際貿易關系，都可能存在很大不確定性。
當前，雖然中國制造業在全球市場的整體優勢突出，但在高端裝備制造（如航空航天裝備、高端數控機床、先進軌道交通裝備、機器人裝備、現代農機裝備、高性能醫療器械、先進化工總成裝備等）、關鍵性零部件及生產基礎設施（如半導體產業及芯片制造、工業軟件及操作系統等）等等領域，中國還明顯落后于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
從長計議看，從根本上提升中國制造的全球競爭力，實現中國制造業由點及面的整體突破，或許要在核心技術層面更多依賴自我發展和自我積累，這離不開扎實推進中國基礎科學的發展進步。
基礎科學是夯實工業化能力和制造業核心競爭力的必要條件之一，強大的基礎研究和頂尖科研人員群體是制造業突破發展的一個基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基礎研究雖然取得顯著進步，但同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還是明顯的。[1]”
對比指標之一是諾貝爾獎基礎科學（物理學、化學、生理學或醫學）得主數量（圖表1），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及日本等主要發達國家優勢相對突出。
圖表1：主要國家的諾貝爾獎基礎科學得主情況（截止2020年）
注：以獲獎時任職機構的歸屬國家計算
資料來源：諾貝爾獎基金會
“十四五”規劃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并從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激發人才創新活力、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等層面系統規劃建設科技強國。可以展望，國家出臺的一系列推動創新驅動發展的規劃與政策，會極大有助于系統提升中國的基礎科學發展水平和技術創新能力。
如何有效實施，無疑是一個復雜且龐大的系統工程，這不是本文可以涵蓋和深入探討的。筆者通過國際比較，僅從機制、制度和文化等軟性角度，對改善基礎科學及科技創新體系做了如下一些思考和建議。
其一，構建“人盡其才”和“天下英才為我所用”的高等教育與科研管理體系和治理體系。
美國的科學研究之所以強大，之所以人才輩出，主要推手是擁有一批可以集天下英才為我所用的世界級研究型大學及科研機構。
在這些組織機構的治理（教授治學與學術研究主導）、科研管理及技術研究與創新的流程管理、機構與科研創新的文化建設等方面，都形成了相對比較健全且有效的科研發展體系。
在這樣的環境下，既做到了“人盡其才”，同時其開放和包容的文化更能夠廣納天下賢士，使“天下英才為我所用”。
未來，中國可能需要重視改善研究型大學及科研機構的治理體系、管理機制及文化。
一方面，這有助于我們可以更好地做到“人盡其才”。同時，可能也要超越“以中國應對全球”思維，建立“以全球應對全球”的人才發展戰略與相配套的體制與機制。
這樣我們的企業、研究型大學和科研機構具備吸引全球高端人才到中國發展的實力，盡力做到全球精英把加入中國的研究型大學與科研機構作為職業發展的首選，這可能是縮小我們在基礎研究差距的一個必要條件。
實現“天下英才為我所用”或許是中國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一個重要基石。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要更加主動地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在開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創新能力。越是面臨封鎖打壓，越不能搞自我封閉、自我隔絕，而是要實施更加開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國際科技合作戰略。”[2]
其二，全社會營造一種新的“氛圍”與心態。
縱觀世界，取得突出成就的科學家大部分都有強烈的好奇心與事業心，從事研究工作有恒心和定力。滴水穿石，以靜致遠；終身探索，成就事業。
未來，中國全社會可能也要形成一種以科學精神驅動的創新環境，從研究型大學到各類社會科研機構，能夠超越“創富”驅動的相對比較急功近利的科技創新價值取向，建立“興趣驅動”“愛好驅動”“夢想驅動”的科學精神與文化。
第二，國內“大循環”的市場“能量池”，為制造業轉型升級鋪路。
2019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1.2萬億元人民幣，經匯率調整后計算，約為美國的95.67%。從疫情沖擊及國內消費增速看，中國可能在2020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單一經濟體消費市場。
一方面，食品、日用品、消費電子、餐飲娛樂、服裝服飾、文化旅游等龐大的國內利基市場消費量及年均增長情況，反映出中國市場及“中國消費”的廣闊性及長期韌性。
另一方面，近年來快速崛起的國貨潮品、個性化消費及新零售模式，也折射出“中國消費”的獨特性和本土化特色，反映出“中國消費”的彈性和創新空間。
整體看，依托國內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在內的14億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規模內需市場，以及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快速發展階段形成的巨大投資需求，中國本土市場是個巨大的“蓄水池”。
未來，發展國內“大循環”，能夠給中國制造業創造了巨大的需求，給非主流行業發展自己的品牌和技術，做商業的長期主義者，提供了必要市場支撐。
從產業鏈的角度看，“內循環”的發展重點之一形成是一整套的產業組織與上下游循環發展機制的內部機制。依托“內循環”，形成消費市場驅動的工業中間品的研制、生產及供應鏈環節的“自產自銷”；利用龐大的國內消費市場逐步提升工業生產的內部垂直整合能力，進而逐步建立起強大的核心工業能力。
對此，“十四五”規劃也指出，要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使“國內市場更加強大，經濟結構更加優化，創新能力顯著提升，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農業基礎更加穩固，城鄉區域發展協調性明顯增強，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取得重大進展。”[3]
第三，加快數字化轉型，構建制造業新的競爭優勢。
近年來，一些新興市場（如東盟、印度、墨西哥等）利用更為低廉的勞動力成本，給全球制造業的新一輪分工、供給鏈重構與產業轉移，這些變化確實給中國制造業帶來了不小挑戰。
但同時，技術革新也給中國制造業帶來了新機遇和新優勢。
伴隨著數字化、互聯網及智能技術大規模應用于工業生產，先進制造業對廉價勞動力的依賴已大大下降。中國走過了依靠廉價勞動力優勢而完成原始積累的這座“橋梁”，或許在不久的將來被新技術、新應用、新方法拆除了。
未來，中國制造業加快數字化轉型，在供應鏈體系的數字化連接、生產組織柔性管理、依據消費者需求反向定制生產等方面，銳意創新，以新的生產管理模式和新的商業模式，顛覆傳統制造業規模經濟主導的發展方式，加快構建工業4.0時代的競爭優勢，以此引領全球制造業的變革發展。
綜合看，依托于改革開放40多年業已建筑起的良好工業化體系和制造業基礎，“中國制造”有基礎、有基因、有條件、有優勢、有人才，步步為營，實現“中國制造”由大而強。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系統研判全球大變局與疫情后世界新格局下，中國制造業面臨的新機遇和新挑戰。通過更好地“取勢”“明道”“優術”，更合理、務實地推進中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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