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噸52．78元，成交16萬噸，交易額790萬元——這是全國碳交易市場開市2分鐘后的第一筆交易。［1］
全國碳交易市場于7月16日上午在北京、上海以及武漢三地鳴鑼開市。
什么是“碳交易市場”？它與近期被反復提及的“碳中和”關系匪淺。我國的全國性市場，不僅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場，更是利用市場機制推動綠色低碳發展，減少和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制度創新，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政策工具。
2020年9月，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我國首次提出要在2030年實現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也合稱“3060雙碳目標”）。自那時起，碳排放議題即有了很高的公眾熱度。而即將上線的全國性碳交易市場，正是推動這一目標的重要階段性舉措。
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是指企業、團體或個人測算在一定時間內，直接或間接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通過各類技術手段，抵消自身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實現二氧化碳的“零排放”。
但多數人還不明白，為什么要搞碳中和？
因為全球氣候變暖。
盡管全球變暖已經被賦予了太多政治意義，甚至有人聲稱，這是“發達國家針對發展中國家的陰謀”，但不能否認的事實是，我們已經生活在了一個氣候環境日益嚴峻，極端天氣災害愈發頻繁的世界。
《中國氣候變化藍皮書（2020）》顯示，2019 年全球平均溫度較工業化前水平高出約1．1℃，是有完整氣象觀測記錄以來的第二暖年份，過去五年（2015～2019）是有完整氣象觀測記錄以來最暖的五個年份；且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每個連續十年都比前一個十年更暖。
如今的氣候問題早已不是一句“壞天氣”就能簡單帶過的。其所引發的包括農作物減產在內的復雜連鎖反應，正在引發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問題，甚至是全球危機。
在全球性的合作框架下解決氣候危機已經刻不容緩。正是在這樣的國際形勢下，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提出了“雙碳目標”，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作出更大貢獻。
碳中和被寫入“十四五”規劃，作為頂層設計，必將覆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方方面面。在其指導之下，技術在變，行業在變，甚至資本市場也在變。作為未來40年中國最重要的趨勢之一，我們有必要了解一下。
就讓放大燈為各位講一講碳中和。
陳悶雷 ｜ 作者
放大燈團隊 ｜ 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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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世界不團結的故事
碳達峰其實不是個新詞，碳中和也不是什么新概念，至于碳交易更是早在1997年就寫進了《京都議定書》。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緩解全球變暖，實際上是一個持續了三十年的國際議題。從最初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到著名的《京都協議書》，再到美國表演反復橫跳的《巴黎協定》，關于減排的國際協議不少，但有實際意義的卻不多。
以1997年首開先河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為例，雖然是全球唯一自上而下且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溫室氣體減排條約，但執行起來難同登天。首先美國作為協議推出時的主要碳排放國家，從來都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加入過協議（克林頓政府簽了字，但沒有將議定書提交國會審議，小布什政府直接拒簽）；到了2011年，加拿大又表示當初加入就是個錯誤，排放量最大的主體都不執行，這協議又有何用，于是率先退出協議。至此，《議定書》就已有瓦解之勢。
2012年確立，2013年生效的第二承諾期情況更糟糕，數個締約國直接拒絕了承擔減排義務，《議定書》遭遇了實際意義上的失敗。
至于被給予厚望的哥本哈根氣候峰會，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吵成一團，最后連協議草案都未獲通過。
締約國多達191個，連美國都重新加入，看起來希望很大的《巴黎協定》同樣面臨巨大困難。該協定的長期目標是將氣溫上升幅度控制在工業革命前的2攝氏度以內，并盡可能限制在1．5攝氏度之內，這一指標對應的減排幅度為45％。然而，根據締約國遞交的減排計劃，即使所有目標均能實現，在2030年全球的碳排放較2010年也只能下降1％。
理念很完美，口號震天響，但具體到量化減排就寸步難行。這主要還是因為，減排其實不只是環境問題，更是極為復雜的政治經濟問題。畢竟排放的本質，還是發展。
世界并不是平的。不同地區、不同國家開始工業化的時間不同，發展現狀各異。發達國家無論是經濟基礎，技術積累還是經濟結構，都有著巨大優勢。它們早已度過“先發展后治理”的階段，很多歐洲國家甚至已經進行了持續幾十年的產業外遷，在上個世紀已實現碳達峰。這也是為何在氣候問題上，西歐國家態度總是更為積極——畢竟早幾十年前就不搞重工業，當然碳排放少。
但發展中國家可沒那么瀟灑。它們既不能放棄工業化，也不可能像發達國家一樣通過發展三產實現經濟增長，更沒有足夠的技術積累進行碳捕捉或低碳生產、規模利用可再生資源。若強行控制碳排放，代價很可能是犧牲國民經濟。
更何況從微笑曲線看，發達國家占據了具有高附加值的兩端，將高排放、高污染的中間環節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這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為發達國家承擔了生產過程的碳排放，滿足了發達國家的需求，卻又被要求承擔減排義務，甚至承擔“碳關稅”，這對發展中國家非常不公平，可能形成新的貿易保護主義。
碳關稅：也稱邊境調節稅（BTAs），是對在國內沒有征收碳稅或能源稅、存在實質性能源補貼國家的出口商品征收特別的二氧化碳排放關稅，主要是發達國家對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的排放密集型產品，如鋁、鋼鐵、水泥和一些化工產品征收的一種進口關稅，極易被用來推動貿易壁壘。
為了彌合這種差距，全球合作的基本原則，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要求發達國家采取具體措施限制自身溫室氣體的排放，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與技術，幫助他們履行公約，發展中國家則不承擔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控排義務。
然而這一基本原則并沒有得到有效執行。無論出于何種原因，發達國家至今也沒有給予發展中國家足夠的幫助，而在沒有外部支持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更不會主動犧牲國民經濟來配合減排。
這最終進一步加深了全球在氣候問題上的撕裂狀況。
另一方面，甚至在責任分配上也沒能建立共識。究竟是碳排放總量高的國家減排義務大，還是人均高的承擔主要責任？
站在中國的立場上，當然不能接受以總量分責任。正如丁仲禮院士所說：“排放權就是發展權，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更是基本人權。”［4］更何況中國的碳排放有不少來自于生產端，卻由發達國家消費。
但發達國家對此并不認同，認為不能以“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這樣的概念劃分責任——即使發達國家內部在這一問題上也是非常分裂的，例如二產更為發達的美國就不認同歐盟成員國（包括英國）的減排計劃。這種分裂甚至催生了“傘形集團”的概念。
傘形集團（Umbrella Group）：一個區別于傳統西方發達國家的陣營劃分，用以特指在當前全球氣候變暖議題上不同立場的國家利益集團，具體是指除歐盟以外的其它發達國家，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挪威、俄國、烏克蘭。
只能說想要世界大團結，共同面對氣候問題，太難了。
話說回來，有沒有實現了碳中和的國家？還真有：不丹和蘇里南。
但這是兩個經濟發展水平并不高的國家，不丹更是目前全球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顯然沒有什么參考價值。
用30年，走完一個世紀的路
盡管分歧很多，爭吵很多，但中國在氣候問題上，一直以來扮演著比較積極的國際角色，且取得的成績也十分出色：
我國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上首次向國際社會確立并公布碳減排目標；
2017年年底，我國單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比2005年下降了45％，提前三年完成2020年碳排放下降的目標；
2019年，我國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15．3％，提前一年完成“十三五”規劃目標任務；
可以看到，自2009年，中國提出第一個碳減排目標開始，均超額提前完成碳減排目標，且減排腳步至今也未有放慢。
劍橋計量經濟學會（ Cambridge Econometrics）的Hector Pollitt更是指出，即使其他國家不做進一步承諾，僅憑中國的減排計劃，全球變暖在2100年前也能夠比預期升溫低0．25度。［5］
但中國的碳中和之路仍面臨著很多困難。
首先，時間非常緊迫。目前我國的經濟體量大，且仍處于工業化發展階段，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均處于雙增長。但從達峰到中和，只有30年的過渡期。相比較之下，歐洲主要發達國家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已經實現了碳達峰，美國則是本世紀初，過渡期長達50～70年。
其次，如何平衡減排和經濟發展也是一大難題。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作為核心生產資料的能源需求也持續上升，至今仍保持著3％以上的增速。經濟發展與溫室氣體減排并不是一道選擇題，中國也不可能接受以犧牲國民經濟為代價完成碳中和。如何平衡發展與減排的雙重需求，仍是3060目標所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之一。
第三，目前我國能源結構中，化石能源占比任然非常高，屬于高碳化能源結構，轉型相對困難。2019年我國能源消費為48．7億噸標準煤，同比增長3．3％，煤炭消費占能源消費總量57．6％，遠超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石油消費占能源消費總量19．7％，清潔能源占比僅有15％，占比較低。受能源結構影響，能源消費在我國碳排放來源中的占比高達76．8％。
由于能源結構不夠健康，高度依賴化石能源，我國能源消費碳排強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30％以上。這意味著，如果不對我國當前的能源結構進行深度改造，碳中和基本上不可能實現，但如此龐大的體量要如何轉型，也是一大挑戰。
最后，我國高耗能產業在GDP中的占比仍然非常高，產業結構同樣需要調整。第二產業一直是中國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柱，增加值在GDP中占比仍有40％左右。這種產業結構結合化石燃料的廣泛使用，共同造成了我國碳排放結構高度集中的特征。
從各細分行業碳排放結構上看，我國碳排放主要集中于電力與工業，電力的二氧化碳排放占44．64％，工業占比38．92％，兩者相加超過二氧化碳總排放量的80％。如何革新傳統的增長模式，擺脫發展路徑依賴，也是未來將要面臨的主要困難。
碳排放的治理
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對于一國政府，需要考慮的是：如何促使產業進行革新，讓企業積極參與到碳中和進程中？
從全球范圍看，當前主流的碳排放管理一般分為兩大類：行政命令與經濟刺激。其中經濟刺激由于更加“市場化”且靈活性出眾，能夠根據社會經濟的發展持續做出改進，是最被看好的治理模式，也是我國未來的主要發展方向。
說到經濟刺激手段，就得提到“碳定價機制”。所謂碳定價，就是本著“誰污染誰付費”的原則，要求溫室氣體排放者，為其排放一定量的溫室氣體的權利支付相應費用的過程。
目前的碳定價機制主要有兩種，分別為“碳稅”和“碳排放權交易”。
碳排放權指大氣或大氣容量的使用權，即向大氣中排放 CO2等溫室氣體的權利。
碳稅一般指由政府指定碳價，市場決定最終排放水平，最終排放量的大小具有不確定性；碳交易則是由政府確定最終排放水平，由市場來決定碳價，故碳價不固定。從政策落地看，碳稅政策更適用于管理規模以下的排放，且對政府管理能力要求不高；碳排放權交易則更加適用于規模以上的大排放量排放量企業或行業，但相應制度設計難度更大。
碳稅的問題在于，它是懲罰性的，難以對企業形成有效的正面激勵——而且碳稅說到底是一種成本，只要是成本，就有經濟賬可以算。只要企業超額排放帶來的收入大于繳納的稅費，就可以持續的超額排放。這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根本目標顯然背道而馳。
舉例來說，蓋茨在一次接受媒體采訪時曾直言，他每年花費700萬美元以抵消他個人的碳足跡，其中就包括為私人飛機購買低碳燃料［8］——這個行為無論如何也談不上低碳，考慮到蓋茨一向積極支持環保事業，甚至可以說有點兒偽善。
而碳交易，根據 ICAP（International Carbon International Carbon Action Partnership，國際碳行動伙伴組織） 的定義，碳排放權交易系統（ETS）是一個基于市場的節能減排政策工具，用于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顧名思義，碳交易本質就是碳排放權的交易，政府設置一定時期的碳排放控制總量，再給排放者發放或拍賣排放權額度，并賦予排放權額度的買賣自由，是最為市場化的節能減排工具。
通過將二氧化碳排放權作為商品進行交易的市場機制，即鼓勵減排成本低的企業超額減排，將富余的碳排放配額或減排信用通過交易的方式出售給減排成本高、無法達到碳排放要求的企業，幫助后者達到減排要求，同時降低社會碳排放總成本。
排放權額度的分配，目前我國有碳排放配額（CEA）與中國核證自愿減排量（CCER）兩種主要形態：
CEA：中國碳排放配額（Chinese Emission Allowance， CEA），是政府分配給控排企業指定時期內的碳排放額度，1單位配額相當于1噸二氧化碳當量。
CCER：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CCER），是指依據《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經國家發改委備案并在國家注冊登記系統中登記的溫室氣體自愿減排量，單位為“噸二氧化碳當量”。能夠產生CCER的項目主要包括風電、光伏、水電、生物質發電等，但前提是必須具有“額外性”（項目所帶來的減排量相對于基準線是額外產生的），且有適用的“方法學”（經國家發改委備案認可的用以確定項目基準線、論證額外性、計算減排量、制定監測計劃等的指南）。
可能不那么為人所知的是，即使沒有“3060”兩個階段性目標，我國也早已有多個試運行的碳交易所，2021年也恰好是我國開始建立“碳排放權交易制度”的第十個年頭。
2011年11月，國家發改委下發《關于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的通知》，正式批準在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湖北、廣東、深圳“兩省五市”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2014年6月起，兩省五市碳交易試點全部開始實際交易（2016年還開放了四川、福建兩地）。由于是以試點為目的，因此交易所彼此之間的運作模式非常不一樣。
圖丨放大燈團隊整理
但總體來說，早期碳交易試點并沒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效果。
數據顯示，從2013年開始到2020年年末，試點地區配額總量一共分配了約90億噸，累計配額成交量約4．45億噸，換手率4．9％，交易非常不活躍［10］。
若從單一年份看，交易同樣非常不活躍。2019年七個試點碳市場共分配12．96億噸；完成線上配額交易量2187萬噸，達成線上交易額7．73億元；線上配額交易量僅占配額分配總量1．69％；同期CCER共計成交3013萬噸，僅占配額分配總量的2．32％，甚至有兩個交易所交易量為0［11］。
在如今“3060”目標提出的大背景下，我國的碳排放市場已經已經加速邁向下一階段，也就是此次將要推出的“全國碳市場”。未來一段時間內，國內的碳交易市場將會區域試點和全球市場并存，但前者將逐漸向后者過渡，且不再建設新的地方性市場。
本次新建的全國碳市場，將以電力系統為突破口，預計在“十四五”期間逐漸納入其它數個高耗能企業。
根據《2019－2020 年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配額總量設定與分配實施方案（發電行業）》、《納入 2019－2020年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配額管理的重點排放單位名單》，首批納入全國碳市場交易的電力行業重點排放單位共2225家，篩選方法是根據發電行業（含其他行業自備電廠）2013～2019 年任一年排放達到2．6萬噸二氧化碳當量（綜合能源消費量約1萬噸標準煤）及以上的企業或者其他經濟組織的碳排放核查結果進行納入，并實行名錄管理，重點排放單位排放總量超過33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占2019年全國碳排放量比例接近30％。
交易體系方面，全國市場將以碳排放配額（CEA）為主，中國核證自愿減排量（CCER）為輔。
而排放權，全國碳交易市場在初級將以免費分配的形式，依據“基準法”進行分配。所謂基準線法，是以碳排放強度行業基準值，即某行業的代表某一生產水平的單位活動水平碳排放量，來作為碳交易中的配額初始分配參考指標，即基準線。該方法采用的行業碳排放強度基準值，與“企業的活動水平”的乘積來決定企業所能獲得的免費配額數。該方法相對公平，但計算較為復雜。
CCER由于早期未見成效，增量申請在2017年就已經暫定，有關部門也暫時沒有重啟的計劃。目前雖有核證存量可以交易，但短期內僅能作為一種補充手段，且規模也比較有限，在此不再贅述。
根據早期的發改委規劃，原本的碳交易市場將會納入石化、化工、 建材、鋼鐵、有色、造紙、電力、航空共八個高排放行業。但之所以最終僅選擇了電力行業，則主要是因為行業的產品比較單一，排放環節比較少，且現有的數據統計體系已經比較成熟，交易所建設最為簡單；同時正如我們上文所說，電力行業仍然是我國最大的碳排放源，作為首個試點行業再合適不過。
根據生態環境部給出信息，鋼鐵行業“十四五”期間將盡早納入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水泥、化工、電解鋁、造紙等行業前期已完成較多的準備工作的行業，同樣考慮在“十四五”期間納入交易市場。
對政府，碳交易是一種高效且經濟的排放管理手段。對企業本身來說，碳交易也是促進企業主動升級生產技術的推動力。
就以知名新能源企業特斯拉為例，公開資料顯示，特斯拉最近三年通過銷售碳排放積分，分別獲利4．19億美元、5．93億美元和15．8億美元。而2020年特斯拉全年營收為315．36億美元，凈利潤僅為7．21億美元。這意味著，如果剔除出售碳排放積分的收益，則2020年特斯拉虧損8．59億美元。［12］
盡管碳排放積分和我國施行的碳交易不完全一樣，但其本質相差不多。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依靠新能源車特有的低排放特點，特斯拉大幅拉高了自身利潤水平，彌補了高額研發支出帶來的“失血”，而這種模式，在傳統碳稅政策下無法實現。
但僅有政策支持不足以完成碳中和的事業，相應的產業升級也不可缺位。
碳中和背后的技術升級
從技術的角度講，想要實現碳中和的路徑其實很直白，無非四個字：減排，吸收。
減排不難理解，就是從生產階段降低被排放進大氣的二氧化碳總量，核心要素是能源轉型。
如前文所述，目前我國高排放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能源結構過于依賴化石燃料。這就決定了，想要實現碳中和，我國就必須大幅調整能源結構，以風光水核，甚至是生物質能為主的可再生能源，替代傳統能源。其本質，是一次屬于能源產業的，不可避免的全面升級。
據全球能源互聯網發展合作組織估算，中國實現“碳中和”，需要約35．5億千瓦光伏資源量，目前我國光伏裝機量規模約為2．1億千瓦，為滿足2060年光伏裝機容量需求，供給至少需增長為當前的17倍。2021年400余家風能企業代表聯合發布的《風能北京宣言》提出，到2030年風電裝機至少達到8億千瓦，到2060年至少達到30億千瓦。據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所數據，我國當前風電裝機容量約2．5億千瓦，若2060年風能裝機量按30億千瓦算，是當前風能裝機容量的12倍。
碳吸收則比較復雜，包括植樹造林、土壤固碳、生物能源與碳捕獲和封存（BECCS）以及直接空氣碳捕獲（DAC）等一系列多樣化的技術手段。
這一路線看起來很美，但也遠比減排要困難得多。首先是目前的碳捕捉與碳封存技術并不成熟，能投入使用的也存在較大成本問題。植樹盡管執行很簡單，但見效周期長且會加劇土地資源的緊張。同時植樹對環境的影響也比較復雜，絕非簡單的“越多越好”。
而要實現產業升級，資本的參與必不可少。
據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測算，在我國實現碳排放目標過程中，若以實現2℃目標為導向轉型路徑，2020～2050 年能源系統需新增投資約 100 萬億元，約為每年GDP的1．5％～2．0％；若以實現1．5℃目標為導向轉型路徑，需新增投資約138萬億元，超過每年GDP的2．5％。可以說，碳中和是產業升級的機會，同樣也是風險投資的機會。
“碳中和”的大潮已經來臨，其必將對中國的長期發展有著深遠影響。挑戰也有，困難也多，但這同樣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實現再一次產業升級的巨大機會。如何轉型低碳發展路線是產業要回答的問題，如何尋找下一個風口是投資者要回答的問題。
但歸根結底，碳中和的本質是氣候問題，而氣候問題關乎的，終究是全人類的命運。這場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減排之路，才剛剛開始。
References：
［1］ 財聯社：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開市：碳配額開盤價為48元／噸．第一財經．2021．07．16
［2］國泰君安：新挑戰新機遇，化工低碳轉型．2021．06．08
［3］ 東北證券：“碳中和”影響深遠，建筑建材行業望飛龍乘云．2021．04．11
［4］ 丁仲禮：中國碳中和框架路線圖研究．科學大院．2021．07．07
［5］ Hector Pollitt：分析：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可使中國“更富足”．CarbonBrief．2020．09．29
［6］ 國泰君安：系統性變革下的零碳之路．2021．06．16
［7］ 華寶證券：全國碳交易市場將至，從海內外經驗看未來發展趨勢．2021．05．07
［8］ 鄭青亭：比爾·蓋茨豪擲20億美元投資清潔能源！每年花700萬美元抵消個人碳足跡．21世紀經濟報道．2021．03．03
［9］ 平安證券：碳市場和碳交易——市場化推動綠色產業的重要手段．2021．05．23
［10］ 東方證券：走向碳中和系列：從地方試點經驗看未來碳交易市場特征．2021．04．08
［11］ 華西證券：全球碳交易市場的前世今生，中國可汲取的教訓與面臨的挑戰．2021．03．19
［12］ 段思瑤、李碩：新能源積分漲價10倍，“特斯拉們”如何兌現巨額紅利？．每日經濟新聞．2021．05．18
［13］ 中信證券：全國碳市場揚帆起航，綠色化轉型箭在弦上．2021．0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