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構建新發展格局，建設數字中國具有重要作用。站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歷史性交匯點，要堅定不移地以智能制造為主攻方向，推動產業技術變革和優化升級，推動制造業產業模式和企業形態根本性轉變，助力碳達峰碳中和，促進我國制造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
智能制造與傳統制造有諸多不同，是對傳統制造業各個環節的全面轉型升級。近年來，我國已經形成十余個先進制造業集群。其中工業互聯網、工業機器人、高端數控機床和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與數字化進程密切相關，發展迅速，但同時也暴露出智能制造快速發展過程中的一系列問題。
如何推動智能制造高質量發展
1. 建立更為健全的在職教育體系，加快培養智能制造人才；形成適應互聯網時代特點的用人管人方式，確保人才“引得進、留得住、用得好”。
2. 加強多部門協同聯防聯控，并根據具體情況制定更為細節和差異化的政策，進一步明確各領域各環節的責任體系，形成完善的智能制造發展促進制度體系。
3. 進一步深化科研體制改革，加強科研機構和智能制造產業界的聯動，通過提高國家系統自主創新能力來推動關鍵領域的技術瓶頸突破。
4. 強化企業市場主體地位，激發企業推進智能制造的內生動力；進一步完善相關領域的競爭和退出機制等，全面布局有利于智能制造產業發展的市場體系。
智能制造的基本概念
關于智能制造（Smart Manufacturing／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的定義，目前不同國家在表述上有一些差異。本文采用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對智能制造的定義：“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與先進制造技術深度融合，貫穿于設計、生產、管理、服務等制造活動的各個環節，具有自感知、自學習、自決策、自執行、自適應等功能的新型生產方式。”該定義代表了中國政府對智能制造的權威認知。
日本工業界在1989年提出智能制造系統時，首次提出了“智能制造”的概念；美國1992年實施旨在促進傳統工業升級和培育新興產業的新技術政策（Critical Technology），其中涉及信息技術和新制造工藝、智能制造技術等。綜合已有文獻看，美日是智能制造的先行者。到2013年德國在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正式推出旨在提高德國工業競爭力的“工業4.0”，智能制造作為國家戰略已經開始受到全球各國的關注。從德國工業4.0的相關文獻看，其戰略的核心是智能制造技術和智能生產模式，旨在通過“物聯網”和“務（服務）聯網”兩類網絡，把產品、機器、資源、人有機聯系在一起，構建信息物理融合系統（CPS），實現產品全生命周期和全制造流程的數字化以及基于信息通信技術的端對端集成，從而形成一個高度靈活（柔性、可重構），個性化、數字化、網絡化的產品與服務的生產模式。結合我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對智能制造的定義可以看出，智能制造是工業4.0的核心。本文因篇幅限制，只聚焦智能制造相關內容，不對工業4.0作更為全面的展開研究。
通過表1可以看出，智能制造與傳統制造有明顯區別。這些區別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制造設計更突出客戶需求導向，在技術手段上可以做到虛擬與現實相結合，可實現需求與設計的實時動態交互，設計周期更短。二是加工過程柔性化、智能化，生產組織方式更加個性化，檢測過程在線化、實時化，人機交互網絡化，加工成型方式多樣化。三是制造管理更加依賴信息系統，例如更多借助計算機信息管理技術，更多人機交互的指令管理模式，涵蓋上下游企業甚至整個產業鏈的數據交互和管理溝通等。四是智能制造的產品服務可以做到涵蓋整個產品生產周期，真正實現產品從制造到終結的全閉環管理，能夠極大提高產品適應市場的能力，更充分滿足客戶的個性化需求。
我國智能制造發展基礎和支撐能力明顯增強
我國智能制造發展迅速、發展戰略清晰。2016年12月8日，我國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聯合制定的《智能制造發展規劃（2016–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頒布。根據《規劃》，2025年前，我國推進智能制造發展實施“兩步走”戰略。第一步，到2020年，智能制造發展基礎和支撐能力明顯增強，傳統制造業重點領域基本實現數字化制造，有條件、有基礎的重點產業智能轉型取得明顯進展；第二步，到2025年，智能制造支撐體系基本建立，重點產業初步實現智能轉型。
《規劃》要求到2020年實現四個具體目標：
目標一：智能制造技術與裝備實現突破。研發一批智能制造關鍵技術裝備，具備較強的競爭力，國內市場滿足率超過50%。突破一批智能制造關鍵共性技術。核心支撐軟件國內市場滿足率超過30%。
目標二：發展基礎明顯增強。智能制造標準體系基本完善，制（修）訂智能制造標準200項以上，面向制造業的工業互聯網及信息安全保障系統初步建立。
目標三：智能制造生態體系初步形成。培育40個以上主營業務收入超過10億元、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智能制造人才隊伍基本建立。
目標四：重點領域發展成效顯著。制造業重點領域企業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超過70%，關鍵工序數控化率超過50%，數字化車間／智能工廠普及率超過20%，運營成本、產品研制周期和產品不良品率大幅度降低。
宏觀地看，制造業是數字經濟的主戰場。近年來，制造企業數字化基礎能力穩步提升，制造業企業設備數字化率和數字化設備聯網率持續提升。根據前瞻產業研究院《高質量發展新動能：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的數據，2019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生產設備數字化率、關鍵工序數控化率、數字化設備聯網率分別達到47.1%、49.5%、41.0%，工業企業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達到69.3%。數字化率指標直接反映了我國智能制造轉型升級的進展速度。
我國已經形成系列先進制造業產業集群。根據賽迪研究院對我國先進制造業集群空間分布的研究成果，我國已形成以“一帶三核兩支撐”為特征的先進制造業集群空間分布總體格局。環渤海核心地區主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和山東等省市，是國內重要的先進制造業研發、設計和制造基地。其中，北京以先進制造業高科技研發為主，天津以航天航空業為主，山東以智能制造裝備和海洋工程裝備為主，遼寧則以智能制造和軌道交通為主。長三角核心地區以上海為中心，江蘇、浙江為兩翼，主要在航空制造、海洋工程、智能制造裝備領域較突出，形成較完整的研發、設計和制造產業鏈。珠三角核心地區的先進制造業主要集中在廣州、深圳、珠海和江門等地，集群以特種船、軌道交通、航空制造、數控系統技術及機器人為主。中部支撐地區主要由湖南、山西、江西和湖北組成，其航空裝備與軌道交通裝備產業實力較為突出。西部支撐地區以川陜為中心，主要由陜西、四川和重慶組成，軌道交通和航空航天產業形成了一定規模的產業集群。
中國制造業主要領域發展情況：
以工業互聯網、工業機器人、高端數控機床和半導體產業為例
（1）新一代信息技術與智能制造的結合：工業互聯網發展迅速
工業互聯網發展迅速。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發展，是推動制造業升級的重要引擎。其中，工業互聯網又是這個融合過程中的核心。工業互聯網與我國智能制造發展正相關。2018年、2019年我國工業互聯網產業經濟增加值規模分別為1.42萬億元、2.13萬億元，同比實際增長分別為55.7%、47.3%，占GDP比重分別為1.5%、2.2%，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分別為6.7%、9.9%。2018年、2019年我國工業互聯網帶動全社會新增就業崗位分別為135萬個、206萬個。從這個數據來看，中國工業互聯網的發展已經形成全新的動能。
工業互聯網發展存在三大痛點。我國工業互聯網仍處于發展初期，標準架構還在探索之中，商業模式尚不成熟，技術、人才、安全等方面存在瓶頸和短板，推廣應用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并存，需要保持耐心、穩中求進。具體而言，存在三大問題：
一是數據流動與融合問題。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設備互聯互通信息孤島問題。例如，一條生產線涉及大量不同的設備底層通信和數據交互協議等，要實現設備之間有效的數據流動和融合，難度較大。其次，在目前的人工智能發展階段，對依托工業生產所產生的大數據進行智能化自動決策依然是有難度的。最后，工業互聯網設備的專用軟件難以通用也是當前工業互聯網發展的一個較大瓶頸。
二是對成本和安全問題考慮不足。一方面，存在成本問題。例如，工業互聯網安全涉及專業人員、數據中心、云計算等方面的成本。另一方面，存在安全挑戰。例如，工業互聯網的數據泄露和網絡攻擊風險等。
三是工業互聯網的盈利模式依然需要摸索。工業互聯網行業標準多，涉及各個制造業的垂直領域，專業化程度高，難以找到通用的盈利和發展模式。
2020年6月30日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就工業互聯網發展提出了明確要求。會議強調，加快推進新一代信息技術和制造業融合發展，要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趨勢，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智能制造為主攻方向，加快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加快制造業生產方式和企業形態根本性變革，夯實融合發展的基礎支撐，健全法律法規，提升制造業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水平。由此看來，從2020年開始，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工業互聯網會是智能制造最為關鍵的國家戰略。
（2）我國工業機器人發展迅速
政策方面，我國對工業機器人的支持具有長期性和持續性。1959年，美國人喬治·德沃爾與約翰·英格伯格聯手制造出第一臺工業機器人，標志著機器人技術進入制造業。我國在1972年開始工業機器人研究，與美國相差僅約10年。1982年，中國科學院沈陽自動化研究所研制出我國第一臺工業機器人。20世紀80年代，我國工業機器人發展主要涉及噴涂、焊接等工業流水線上機械手的研發。“863計劃”啟動后，我國開始大力支持工業機器人技術發展。“十五”規劃（2001～2005年）期間，我國開始發展危險任務機器人、反恐軍械處理機器人、類人機器人和仿生機器人等。“十一五”規劃（2006～2010年）期間，開始重點關注智能控制和人機交互的關鍵技術。到“十二五”規劃（2011～2015年），“智能制造”開始正式全面提上國家戰略。2016年，《機器人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發布，開始進一步完善機器人產業體系，擴大產業規模，增強技術創新能力，提升核心零部件生產能力，提升應用集成能力。
技術方面，我國機器人技術發展迅速，但工業機器人關鍵零部件國產化率依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間。2011年至2020年，國內機器人技術相關的專利數量快速增加，年平均申請量為17009.2件，年平均增長率為39.53%，最高年增長率為79.67%（2016年），2018年的年度申請量最高，申請數量為37853件。我國機器人專利數量的快速增長，說明了2011年以來我國機器人技術的快速發展。但我國工業機器人關鍵零部件技術國產化率依然較低，制約著我國工業機器人產業的發展。根據頭豹研究院的數據，我國工業機器人機械本體國產化率為30%、減速器國產化率為10%、控制器國產化率為13%、伺服系統國產化率為15%；而在我國工業機器人生產成本結構中，伺服系統、控制器與減速器這三大核心零部件的成本占比超過了70%。核心零部件因為技術壁壘高，國產化程度低，主要依賴進口，因而成本占比較高。例如，中國工業機器人制造企業在采購減速器時，由于采購數量較少，難以產生規模效應，面臨國際供應商議價權過高問題，相同型號的減速器，中國企業采購價格是國際知名企業的兩倍。
需求方面，國家政策的支持和智能制造加速升級，使工業機器人市場規模持續迅速增長。根據2019年8月中國電子學會發布的《中國機器人產業發展報告2019》，我國生產制造智能化改造升級的需求日益凸顯，工業機器人需求依然旺盛，我國工業機器人市場保持向好發展，約占全球市場份額三分之一，是全球第一大工業機器人應用市場。另外，根據國際機器人聯盟（IFR）統計，我國工業機器人密度在2017年達到97臺／萬人，超過全球平均水平，并將在2021年突破130臺／萬人，達到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如圖1所示，從長期來看，制造企業對工業機器人仍有巨大需求，機器人價格下行的態勢也將延續。在“量增價降”綜合因素作用下，工業機器人本體銷售額平穩增長，預計到2023年將達265.8億元。此外，隨著部分西方國家對華扼制戰略的推進，我國工業機器人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在加快工業機器人伺服電機、減速器、控制器等關鍵部件的國產替代。工業機器人核心部件國產化，也將成為未來發展的重要趨勢。
銷售方面，從我國工業機器人銷售情況看，我國工業機器人國產替代在加速，國際市場競爭力在加強。一是我國國產工業機器人銷量逐步增長，國產替代加速。根據前瞻產業研究院的研究報告，隨著我國機器人領域的快速發展，我國自主品牌工業機器人市場份額也在逐步提升，與外資品牌機器人的差距在逐步縮小。例如，2019年，自主品牌工業機器人在市場總銷量中的比重為31.25%，比2018年提高3.37個百分點。另據民生證券研究的研究報告，“2011～2020年，國內工業機器人銷量復合增速達25.1%；其中國產工業機器人銷量由約800臺增加至約5萬臺，復合年均增長率達58.3%，高于國內整體銷量增速約33個百分點；同期國產工業機器人市場滲透率上升約26個百分點。”二是國內工業機器人出口增長迅速，國際市場份額在提升。2015～2020年，我國國內工業機器人出口量由2015年的1.2萬臺提升至2020年的8.1萬臺，復合年均增長率達46.5%；出口量在全球占比由4.6%提升至20.4%，增長約16個百分點。
（3）高端數控機床依然是我國的短板
高端數控機床與我國工業機器人的發展密切相關，但目前我國高端數控機床發展依然相對落后，這也是制約我國智能制造業發展的重要短板。有數據顯示，2019年全球排名前10的數控機床企業中，來自日本的山崎馬扎克公司以52.8億美元的營收排名第一，德國通快公司以42.4億美元排名第二，德日合資公司德瑪吉森精機以38.2億美元排名第三，其后分別為馬格、天田、大隈、牧野、格勞博、哈斯、埃瑪克，這10家高端機床企業沒有一家是中國的。
我國對進口機床有著較大的需求。根據海關總署披露的數據，2015年至2019年，我國進口的數控機床合計達29914臺，進口總額達978億元。此外，我國高端機床及核心零部件仍依賴進口，截至2021年，國產高端數控機床系統市場占有率不足30%。國產精密機床加工精度目前僅能達到亞微米，與國際先進水平相差1～2個數量級。因此，在供需矛盾之下，我國高端機床的自主化、國產替代任務依然艱巨。
具體而言，我國高端數控機床主要存在四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高端機床的精密數控系統主要來源于日本、德國，國產數控系統主要應用于中低端機床，國產高端機床精密數控系統自主供給依然缺乏；二是主軸主要來源于德國、瑞士、英國等國，國產企業已具備一定生產能力，但技術仍需迭代提升；三是絲杠主要來源于日本，國內相關技術較多，但技術水平有待提升；四是刀具主要來源于瑞典、美國、日本等國，國產刀具材料落后，壽命和穩定性不高，平均壽命只有國際先進水平的1／3～1／2。
（4）半導體發展進展
半導體市場需求占全球第一，但國內供給能力有限。我國半導體行業發展非常迅速，影響力也越來越大。根據Statista全球統計數據庫的數據，截至2012年，我國半導體市場需求份額首次過半——占全球半導體總需求的52.5%。根據2021年6月1日公布的《2021全球半導體市場發展趨勢白皮書》的數據：“從區域結構來看，中國已經連續多年成為全球最大的半導體消費市場。2020年，中國市場占比最高達到34.4%。美國、歐洲、日本和其他市場的市場份額分別為21.7%、8.5%、8.3%和27.1%。”
但是，同時我國半導體自給自足能力嚴重不足。2016年中國集成電路進口額度達2271億美元，而同年我國石油進口原油38101萬噸，金額為1164.69億美元，集成電路進口額遠超石油進口額。中國半導體生產一直不能滿足國內半導體消費需求。根據法資知名市場調查公司博圣軒（Daxue Consulting）2020年10月的數據，“自2005年以來，中國一直是半導體的最大市場。然而，在2018年，中國的半導體消費總量中，只有略多于15%是由中國的生產提供的”。根據彭博社的數據，2020年中國芯片的進口額攀升至近3800億美元，約占我國國內進口總額的18%。到2021年上半年，國內半導體領域的供應缺口依然未縮小。根據海關總署的數據，2021年1月至5月，我國進口集成電路2603.5億個，同比增加30%。由此看來，截至2021年上半年，國內半導體供給能力依然有限。
我國部分半導體產業領域已具備國際競爭力，但缺乏高端芯片生產能力。半導體產業的整個生產制造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分布式設計、制造和封測。2021年3月1日，國新辦舉行工業和信息化發展情況新聞發布會。工業和信息化部黨組成員、總工程師、新聞發言人田玉龍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介紹：“‘十三五’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總體是非常驕人的，產業規模不斷增長。據測算，2020年我國集成電路銷售收入達8848億元，平均增長率達20%，為同期全球集成電路產業增速的3倍。技術創新上也不斷取得突破，制造工藝、封裝技術、關鍵設備材料都有明顯大幅提升。”
在半導體產業制造領域，國產自主創新替代在全面加速。根據國盛證券2020年6月的報告，我國國內半導體制造已基本完成從無到有的建設工作。例如，中微公司介質刻蝕機已經打入5nm制程；北方華創硅刻蝕進入SMIC28nm生產線量產；屹唐半導體（Mattson）在去膠設備市場的占有率居全球第二；盛美半導體單片清洗機在海力士、長存、SMIC等產線量產；沈陽拓荊PECVD打入SMIC、華力微28nm生產線量產；2018年ALD通過客戶14nm工藝驗證；精測電子、上海睿勵在測量領域突破國外壟斷等。但總體來看，目前我國缺乏7nm及以下的高端芯片的穩定、規模化生產能力，華為當前遇到的困境也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此，我國距離實現高端芯片的量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國晶圓生產能力發展迅速，已形成相對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但產業結構失衡。我國在半導體生產材料——晶圓制造方面取得長足進步。截至2020年12月，中國大陸晶圓產能占全球晶圓產能15.3%的份額，已超越北美（北美占全球晶圓產能的12.6%），成為全球第四大晶圓制造地區（第一名為中國臺灣，占21.4%；第二名為韓國，占20.4%；第三名為日本，占15.8%）。
半導體材料制造的快速發展，對我國整個半導體產業鏈的提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海思半導體是我國IC設計企業龍頭，2016年銷售額達260億，是國內最大的無晶圓廠芯片設計公司。海思半導體的業務包括消費電子、通信、光器件等領域的芯片及解決方案，代表產品為麒麟系列處理器等。2020年10月22日，華為在HUAWEI Mate 40系列全球線上發布會上發布的麒麟9000芯片，采用了5nm工藝制程。據報道，麒麟9000在多個參數上超越驍龍865、蘋果A14等競爭對手。但是，麒麟的加工生產仍然需要海外公司代工，因此麒麟芯片的供應會受到“美國的芯片禁令”等國際因素的影響。我國在半導體產業結構上還存在發展不均衡的問題，難以完全自給自足。
當前，全球半導體產業鏈細分趨勢非常明顯。較諸之前設計、制造和封測在同一公司完成的IDM模式，這三個環節已經形成相對獨立的專業企業分工。全球半導體產業鏈走向分工的過程也是半導體產業鏈全球化的過程。以1996年為分水嶺。在此之前，中國半導體產業受制于國際和國內政治因素，與全球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摩爾定律”速度完全脫節。但在1996年之后，通過“908”“909”工程等系列戰略推動，加上進入21世紀以來全產業鏈的系列配套發展，我國半導體產業體系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當前中國已躍升為晶圓代工產業全球第二大國。從中國半導體產業技術發展進程看，中國半導體制造工藝從落后3代以上，縮小為僅落后1～2代。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在芯片制造環節，雖然有“908”“909”工程以及最近十余年來國家的大力推動，但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的落后依然不容置疑。必須承認，整體的產業結構嚴重失衡，設計企業少而弱，制造方面雖有半導體巨頭紛紛設廠，但以封裝測試為主，而且由于國外政策的限制，制造工藝均落后于國外。至于制造設備，幾乎完全依賴進口。這些問題我們依然要面對，而且還需要深入分析和挖掘原因。
04 我國智能制造發展面臨的問題及對策建議
智能制造業人才緊缺，需加快培養相關人才。我國智能制造面臨人才缺口大、培養機制跟不上、現有制造業人員適應智能制造要求的轉型難度較大等問題。
一是整體人才缺口大。我國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聯合發布的《制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預測，到2025年，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有關領域人才缺口將達450萬，人才需求量也必定會在智能制造不斷深化中變得更大。
二是人員流動性大，且劉易斯拐點后人口紅利在縮小。不僅是人才缺口大，制造業人員流動性也很大。根據中金公司的調研，在跨過劉易斯拐點后，制造業勞動力市場中需求方的議價能力下降。例如，有紡織企業反映2012年以來企業在國內就面臨基層員工招不進來、大專生留不下來的情況；另外，有些汽車配件企業希望可以留住熟練工人，但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部分四川、重慶的工人可能選擇不再回來，過去幾年的產業內遷也使很多中西部勞動力選擇就近就業。
三是智能制造轉型升級創造的新職位需要新型技術人才，但傳統就業人員并不一定能在短期內轉型并適應新職位需求。以工業互聯網為例，中國工業互聯網研究院的研究表明，工業互聯網相關職業在不斷涌現。2019年、2020年國家發布的29個新職業中，與工業互聯網相關的達到13個，如大數據工程技術人員、云計算工程技術人員，占新增職業的44.8%。要勝任這些新職位需要較高、較新的知識儲備，原有傳統制造業領域的工程技術人員要滿足這些新崗位的技能需求，需要時間培養。
以上都是智能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難以避免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可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建立更為健全的在職教育體系、提供在職教育的認可度和含金量。制造業是就業的重要領域，相關人員的轉型升級是邁向智能制造的前提。在人才缺口較大的情況下，在職人員“干中學（Learning by doing）”是制造業智能化人才培養比較務實的路徑。同時，用人單位也要拋棄對在職學習的成見和歧視，避免“唯學歷論”，要根據制造業實際需求和個人能力來選用人才。
另一方面，制造業人才使用面臨“Ｚ世代”挑戰。“Ｚ世代”是美國及歐洲的流行用語，意指1995～2009年間出生的人，又稱網絡世代、互聯網世代，統指受互聯網、即時通信、短信、MP3、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等科技產物影響很大的一代人。面對時代變化，制造業傳統的用人管人方式需要轉變，使年輕一代能夠留得下來、干得下去，能夠越干越有希望。
工業互聯網的安全問題需引起高度重視，進一步細化明確責任體系。工業互聯網作為智能制造的“血脈”，其安全性直接關系到智能制造的安全。工業互聯網和制造系統具有高度集成的特征，而這些集成使智能制造系統更容易受到網絡威脅的攻擊。2019年7月，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門聯合印發了《加強工業互聯網安全工作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提出了兩大總體目標：一是到2020年年底，工業互聯網安全保障體系初步建立；二是到2025年，制度機制健全完善，技術手段能力顯著提升，安全產業形成規模，基本建立起較為完備可靠的工業互聯網安全保障體系。
當前，我國工業互聯網面臨的威脅較為嚴峻。2020年1月至6月，國家工業互聯網安全態勢感知與風險預警平臺持續對136個主要互聯網平臺、10萬多家工業企業、900多萬臺聯網設備安全監測，累計監測發現惡意網絡行為1356.3萬次、涉及2039家企業。有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6月，我國工業互聯網雖然總體安全態勢平穩，未發現重大工業互聯網安全問題，但對工業互聯網基礎性設備和系統的攻擊正在增多，攻擊范圍、深度都在擴張，未來工業互聯網面臨嚴峻安全挑戰。
工業互聯網安全問題難以避免地會隨著智能制造升級發展而不斷變化，因此相關的防范體制機制是關鍵所在。《指導意見》特別強調，到2020年年底，“制度機制方面，建立監督檢查、信息共享和通報、應急處置等工業互聯網安全管理制度，構建企業安全主體責任制，制定設備、平臺、數據等至少20項亟需的工業互聯網安全標準，探索構建工業互聯網安全評估體系”。由此可見，工業和信息化部等我國相關主管部門對工業互聯網安全問題的復雜性和多部門協同聯防聯控的重要性有充分認識。而細化工業互聯網各領域、各環節的責任體系，是多部門合作防控的首要問題。因此，在加強相關標準建設的同時，也要進一步細化相關安全體系的職責，需要將防范工作落實到具體的主管部門。
半導體、高端數控機床、工業機器人核心零部件等的國產替代需要我國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議進一步深化科研體制改革、加強科研機構與產業界的聯動，通過提高國家系統自主創新能力來推動關鍵領域的技術瓶頸突破。半導體、高端數控機床、工業機器人核心零部件這些領域在技術路徑上是密切相關的。例如，這三個領域在傳感器、控制系統、各種智能芯片模塊方面均有相似或共同的技術棧。我國要提高這些領域的國產替代率，不是依靠個別技術突破能夠實現的。半導體、高端數控機床、工業機器人核心零部件的國產替代突破需要依托國家系統創新能力的提升，這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國家層面，目前這幾大領域主要依靠相關部委和地方產業政策支持，但缺乏中央的統一戰略。建議立足于國家整體系統創新能力的提高，從中央層面明確具體的責任人，統籌半導體、高端數控機床、工業機器人核心零部件等領域自主創新問題。通過中央層次的統籌，在不斷改革中建立與解決當前半導體、高端數控機床、工業機器人核心零部件“卡脖子”問題相適應的國家系統自主創新機制，建立制度化的創新突破能力，推動我國智能制造邁上新的臺階。
加快智能制造升級發展，需進一步激活民營企業活力，完善相關市場競爭和退出機制。一方面，未來我國企業的智能制造轉型升級，在國企做大做強的同時，民營制造業發展的動能不容忽視。2018年以來，我國對于行政性政策對民營企業的影響問題已有較深入的認知，特別是政策剛性對民營企業生命力的影響問題，需要長期警醒。此外，我國智能制造同時也要為“小微民營企業”預留發展空間，引導和促進小微企業形成或者融入產業鏈。
另一方面，我國大部分制造業領域已經不是幼稚產業，保護與競爭、政策支持和市場退出機制等需要并行推進。以半導體產業為例，我國半導體芯片需求當前已經占據全球第一，除了芯片制造還與國際發展存在較大差距，我國在晶圓材料生產、封測和電子產品制造方面的全球競爭中已經具備較強的競爭力。結合美國的半導體產業經驗，在行業發展早期是需要產業政策扶持的，但是隨著產業自身發展的不斷成熟，要逐步從產業政策推進向產業政策與貿易政策相結合的方式過渡，適當引進競爭機制，淘汰落后產能，為有競爭力的企業提供更好的創新空間。因此，我國半導體行業最終仍需面對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在全球的較量，長期的競爭與較量將是常態。
